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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清华大学中文系旷新年:我在清华的20年就像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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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27 23:3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转自腾讯新闻
原标题:清华大学中文系请转呈人文学院、邱校长
一、二十年,一场噩梦
每天累死累活,还要受到辱骂,在北京我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这种地狱一样的日子再也无法忍受,3月10日离开北京,几个月来,我像乞丐一样在亲友间漂泊。
从1999年来清华工作到2004年底身体垮下来之前,我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分配给我的工作超过了规定工作量的三倍,还有家务压在身上。我的妻子不惜我的身体垮掉,也不让我请小时工。当时,小时工每小时才四块钱。我和她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可是,王中忱、解志熙却一再用家庭问题刁难与折磨我。我告诉他们,我的身体不行了。他们无动于衷,毫无人性。压迫者怎么可能知道被压迫者的痛苦呢?《左传》上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他们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这样你就没法摆脱恐惧与控制。
蓝棣之老师告诉我,清华引进人才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国外著名学者,第二等,在国外留学的,第三等,国内著名教授,第四等,教授。我是当时清华中文系从全国各地引进的教师中唯一只有副高职称的人。我懵懵懂懂进了清华,不知道自己连最低的标准也达不到,难怪不被当人看。刘娟对我说:你能像解志熙那样拿出钱钟书写的信向学校证明你是钱钟书研究的权威吗?在清华,有的人活出了帝王的感觉,有的人根本活不下去。像解志熙这样的知识的奴隶主和学术的王爷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我这样低级的学术劳工没有最基本的自由与尊严。在北京与我交往最深的韩毓海说我无论什么都能忍受。可惜我不是铁打的,是血肉之躯。在清华非人的环境中,我仅仅只用心带了一届研究生身体就垮了下来,刚过四十就不得不做了颈椎手术。复旦大学陈思和老师说,怎么这么年轻就做了这样的手术?我从全身麻醉苏醒过来,就像从另一个世界回来。2005年颈椎手术以后,又挺了这么多年,已经是奇迹。
我在清华工作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完全生活在污辱里,就像一场噩梦。
二、最可恨这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北大老校长严复将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黑格尔关于自由的一个定义是:“自由就是在自已家里。”乡贤齐白石老人曾说:“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官府关心细民的家事,对于细民来说,是不可抗的天灾。我们双方的父母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家庭的事情。我的父母对子女声明:如果父母干涉子女家庭的事情,便是自取其辱。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以后,浦安修找邓小平和杨尚昆要求与彭德怀离婚,无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还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都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事,我们不管。无论是从传统封建道德,还是从现代资本主义道德,无论是从民间道德,还是从中共官方道德,都有一条基本的底线。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当权者假势行邪,竞为苛暴,越过了最后的底线。从来封建官府干涉下民的事情,是在下民喊冤,乞求青天大老爷作主以后,大老爷才下来体察民情,辨别是非。我们家里有任何人比如我的妻子或者我向清华大学任何一级机构喊过冤,请求他们到家里来主持正义了吗?我的妻子要求他们那样对待我吗?他们既没有亲自调查过,也没有派任何人作过调查。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是清官吗?
王中忱说温儒敏在徐宝耕老师那里攻击我。清华大学并不是北京大学的分校,清华大学中文系并不属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管辖的范围,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官员们凭什么仅仅凭借温儒敏与他的老相好徐宝耕老师的几句私房话就在后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整自已的老师?王中忱、格非说,温儒敏是你的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除了当今这个时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缺德的“恩师”,背地里去坑害自已的学生。按照王中忱和格非的恩师理论,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他的导师王攀要他叫爸爸,2018年3月26日,陶崇园在王攀爸爸的关怀下跳楼自杀。
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以为自已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人。进了清华,突然成了众矢之敌,被打成了蜂窝,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介入过任何权力之争或人事纠纷,从来不和任何人争任何东西,更没有得罪和为难过他们任何人,只求干干净净地活着——甚至根本没有自我。他们一个个如临大敌、满腔仇恨,就连刘娟也恶狠狠地对我说:要搞得你一无所有。我无法理解他们的仇恨。
三、黑暗丑陋的所谓学界
北大一位同学觉得文革中顾准的子女与顾准划清界线不可理解。这是顾准的妻子为了保护孩子的无奈之举,最终,顾准的妻子仍然被迫自杀。今天,顾准的孩子仍然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追求真理,也仍然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孤立无援,而文革中那些批斗顾准的打手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旗手。
顾准的遭遇并非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情今天就发生在我身上——即使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需要与我划清界线。我的研究生张莉在送给我的她2010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后记里写道:“感谢我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时的两位老师:旷新年先生和解志熙先生。是旷老师的指导使我对‘女学生’这一群体产生了兴趣。我硕士毕业后的2006年1月,旷老师抱病前往北大图书馆,为我复印了厚达两册的台湾版《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帮助我最大可能地了解了当时女学生出现的历史背景。至今难以忘怀解志熙老师和我一起修改硕士论文的情景。我从清华毕业之后,解志熙老师多年来一如既往地对我的研究和写作给予指导和帮助,他阅读这部论文后写下的中肯评语令我深受鼓舞。内心充满感激。”就像我北大的同学不能理解顾准子女的行为一样,清华也有一些同学诟病张莉的做法。我对他们说,这不怪张莉,只怪我没有能力保护张莉。他们哪里能够想到,为了打击我,那些人可以要张莉的命。他们想让张莉活就可以让张莉活,想让张莉死就可以让张莉死,对张莉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研究生公开耍流氓。张莉因我而遭受无妄之灾。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张莉认贼作父,完全是被逼无奈,是为了自保。曾经我和张莉说,这世界上有起码的公平。今天回想起这句话简直是梦话。文革的时候只要子女与父母划清界线,今天连学生也需要与自已的老师划清界线,必须找有权有势的学阀作靠山。
文革的时候只要在政治上划清界线,今天还需要羞辱自已老师的智商。张莉如果不与我划清界线,等待她的是无法抗拒的打击与灾难。
四、清华大学荒唐的研究生答辩
张莉是我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2003年张莉的毕业答辩是我在清华参加的第一场研究生答辩。解志熙事后对我说,先后有几位老师要毙掉张莉的论文。在最初的论文评阅阶段,解志熙扣下了一位老师不准答辩的评议,另外重新找人写了评议,张莉才得以参加答辩。在答辩的时候,张莉的论文得了最高分,仍然还有老师不依不饶,理由是:(一)张莉的论文完全是旷新年那一套,(二)张莉是河北的学校来的,怎么得分比本科是清华的学生还高?我至今也不清楚张莉本科毕业于什么学校,我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教研室分配的。在整个答辩过程中,我仅仅只说了一句话:把张莉的分数降低到和其他同学一样。我参加过不少毕业答辩,没有哪场答辩像张莉的答辩这样荒唐和草菅人命,既是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杀人游戏。我是地位最低的研究生导师,张莉是出身最差的学生,张莉的毕业论文得分最高,因此成为了我们的滔天大罪,整个答辩变成了一场对于我们身份的审判与凌迟。这场答辩成了张莉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清华大学的“毕业教育”:最关键的是潜规则。张莉通过答辩完全是解志熙的恩德。解志熙不仅利用手中的权力废掉了不予答辩的论文评议,而且还私下帮张莉申请学校优秀论文。
如果说研究生论文答辩是张莉的毕业教育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学对我大张旗鼓的围剿则是张莉的“学术启蒙”。
五、藏污纳垢、为非作歹的南京大学文学院
2007年,我手术不久,身体极为虚弱,北大同学告诉我,丁帆组织了十多篇文章批斗我。丁帆主编的《扬子江评论》甫一创刊,就组织火力,仅仅《扬子江评论》创刊号上就有4篇文章围攻我。《扬子江评论》北大中文系老师几乎人手一册,而我却蒙在鼓里。随手在知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南京大学同时至少有九篇大批判文章:
《扬子江评论》2006年第1期:
(1) 何同彬《合法性质询的偏执与历史想象的呓语》
(2) 陈舒劼《突破公约性知识的书写》
(3) 赵建常《不应遮蔽的史实》
(4) 刘晓飞《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5)刘晗《反现代性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话语》
(6)刘勇《“历史”的建构和崩溃》
(7)李永新《“人性”:个人构想对普世理解的挤压》
(8)陶国山《文学的乌托邦抑或政治的乌托邦》
《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
(9)史建国《低徊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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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27 23:32:18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20世纪50年代胡适和胡风才享受过这种规格的待遇。这还仅仅是公开的批斗,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致命的是潜规则,能杀人于无形,杀人不见血。
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教育部文科基地,丁帆是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由此丁帆垄断了现代文学的资源,现代文学专业成了丁帆的领地。他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因此继温儒敏之后,他黄袍加身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无论我的笔下,还是我的口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丁帆二字。南京大学这些打手,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连他们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也未必都是丁帆的研究生,然而,今天封建化的学术逼得他们必须同仇敌忾,拿起笔墨做刀枪,一致对准我这个“人民公敌”。至于丁帆为什么对我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只有王中忱才知道。
丁帆你比南霸天还牛,全中国所有的中文系谁敢不向你低头,你朝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耍什么威风?你控制着教育部文科基地和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资源,谁不争先恐后做你的喽罗和打手?
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庆的时候,萧夏林编辑了纪念蔡元培校长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书,谢冕老师和钱理群老师写了序言《遥远的怀念》和《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写了跋。恰逢谢冕老师和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校庆那天晚上,萧夏林带来刚出版的《永远的怀念》,包括孟繁华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年轻作者以及其他一些朋友聚集在一起聊天、听李书磊朗诵我写的跋《蔡元培与大学之道》,先是李书磊一个人朗诵,最后大家都加入进来:“政治的腐败只能是一时的,只要教育没有腐败,只要大学没有腐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会腐败灭亡。”——不知道李书磊知不知道今天中国的大学腐败成了什么样子?北大100周年校庆的时候,发生了沈阳糟蹋本科生高岩导致其自杀的事件。沈阳这个衣冠禽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北大中文系每一个人都悲愤莫名。高远东感叹,沈阳糟蹋女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处分和裘锡圭老师离开北大去复旦这两件事使北大中文系塌了半边。
今年4月,李悠悠等北大同学举报沈阳,沈阳气焰万丈,无比嚣张,不仅要求北大南大为他背书,而且还威胁要控告李悠悠等举报的同学。丁帆和南京大学文学院声明在引进沈阳的时候“失察”,“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南大不仅无耻地为自已洗地,而且侮辱大众的智商,掩护沈阳。我们用脚趾头想一下就知道,沈阳这样的无耻之徒怎么可能主动辞去南大教职?沈阳恶名昭著,丁帆们在引进的时候心知肚明,不仅没有“失察”,而且明察秋毫。根据2018年4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翊君、周甜《沈阳独家回应本刊:“根本没有师德问题,只是行政警告处分”》的报道,沈阳的学生表示:“选择沈阳作为研究生导师的时候,听同院的女同学提起过关于他之前的一些传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之前沈阳调来南大,私下有朋友跟他提起过,说北大有个女生为沈阳自杀。”另一位和沈阳同系的老师说:“当沈阳初来文学院,老师们之间就有议论过他在北大那件事。”沈阳在自述中吹嘘,他在北大评不上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拿下自已的老师,将他推上了长江学者的位置。为什么沈阳这样同学们眼中的臭狗屎变成了南京大学当权者手中的香饽饽?因为只有沈阳这样品格卑下、劣迹斑斑的人,才会和他们狼狈为奸,才有利用价值。在某种意义上,长江学者成为了丁帆们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制度排斥、打击正直的学者,收罗和抬高沈阳这样的败类,形成学术利益链,结成利益共同体。
六、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温儒敏
对清华那些“关心”我的人我不作任何猜测,仅仅看看我的“恩师”温儒敏和我的师兄解志熙。
(一)北大和清华中文系尽人皆知,1999年,陈平原老师和葛兆光老师要接任北大和清华中文系主任。蓝棣之老师告诉我,徐宝耕老师听到风声后,立即与蓝老师去陈平原老师家里探听消息。陈平原老师毫无防备地“出卖”了葛兆光老师和他自已:“学校很快就会宣布我为北大中文系主任,葛兆光为清华中文系主任。”可是,结果却是温儒敏成了北大中文系主任,徐宝耕老师成了清华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老师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葛兆光老师离开清华大学,去了复旦大学。Too young and too naive!当时温儒敏已经在北大出版社当着总编。他杀了个回马枪,从出版界杀回学术界,干掉自已的师弟,当上了北大中文系主任。直到2007年,我才从王中忱那里得知,2001年元旦前后,我父亲去世,我回湖南老家奔丧的时候,温儒敏利用这个时机到他的老相好和老搭档徐宝耕老师那里去诋毁我。而这成为了清华中文系一帮人打击我的唯一根据。温儒敏用对付他师弟的手段来对付我这个当时在工作和家务的重压下快要崩溃了的学生——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二)根据百度,温儒敏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在学术上,仅就王瑶老师的学生而言,钱理群老师、吴福辉老师、赵园老师、陈平原老师,哪一个温儒敏能赶得上?凭什么他成了教授中的教授,山东大学重金聘请他?北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从我的导师严家炎老师到孙玉石老师、钱理群老师、洪子诚老师,都退而不休,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出生于1939年,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几乎每年都还有新书出版。温儒敏也退而不休,他在干些什么呢?
(三)当年裘锡圭老师离开北大去复旦的时候,北大校方本想挽留。学校到中文系征求温儒敏的意见,他对来人说:他要走就让他走。北大中文系对待待裘锡圭老师这样的学者与沈阳这样的败类表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四)北大前辈孙绍振老师在《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中谈及文革以后北大中文系的人事有两例,恰巧与我的两位导师相关。第一件涉及我的硕士导师温儒敏:“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按规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钱理群老师是温儒敏的师兄,温儒敏让钱老师退休,没有忘记发掘钱老师的“剩余价值”。第二件涉及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老师:“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1962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1964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1984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显得多么微弱。”在孙绍振老师心中,我的硕士导师温儒敏与博士导师严家炎老师分别代表了北大中文件系堕落与良知的两极。
在我因家庭陷入困境的时候,严老师与温儒敏的所作所为正好构成了两个极端。温儒敏2001年到清华大学去攻击我,严家炎老师1998年让我到他家里住了很长时间。
北大不少老师和同学误以为我是温儒敏偏爱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当了官、掌了权以后,会发生化学变化,当上了北大中文系主任以后的温儒敏,已经不再是我硕士导师时候的温儒敏。因为我对人没有丝毫势利,对权力没有任何奴颜婢膝,1989年,我进入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温儒敏正受到权力的铁锤的锤打,那时,他对我没有一丝恶感;1999年,他突然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在温儒敏心中,北大中文系主任就是权力的顶峰,他成了铁锤,对人的感觉于是发生了逆转,我成了他最看不顺眼的学生。
七、“五不主义”恶霸解志熙
解志熙这个人自认为学问道德天下第一。他自我膨胀,盛气凌人,敢为大言,居之不疑。2017年底清华中文系一次长聘教授会上,格非替解志熙高调宣布了“五不主义”:不做官,不出国,不睡女学生……。解志熙有一句口头禅:我比钱理群评教授还早。他装腔作势,道貌岸然,称王称霸,将白衣秀士王伦的小肚鸡肠、商人的算计、农民的狭隘和官吏的专横结合起来,能要人命,中文系所有人都对他心存畏惧,敢怒而不敢言。即使像我这样从来不与闻单位的事情、孤陋寡闻的人,也经常听到系里老师对他无所不为的不满:
(一)刘娟抱怨,他要求以中文系的名义给自已的导师严家炎老师送花篮。
(二)他的研究生向其他老师抱怨,他把学生当家仆,要学生给他做家务。
(三)蓝棣之老师向许多人倾诉,解志熙撸掉了他的学科带头人职位,换成了解志熙自已,感到无比屈辱。蓝老师因为孩子还小,还想工作一段时间,可是,学科带头人被解志熙搞掉之后,不仅原来享有的特权立即被剥夺,而且因此不得不退休。解志熙觉得蓝老师挡了他的路,觉得学科带头人应该属于他解志熙,这其实极为可笑。除了蓝老师这位前辈之外,清华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还有大名鼎鼎的汪晖。如果真的像解志熙自以为是的那样他天经地义是清华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那么,怎么是汪晖而不是他解志熙成了清华中文系唯一的文科资深教授?难道只有他自已一个人看得清他的学术地位,其他人忽视了他这泰山北斗?
(四)不少人告诉我,他不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其他编委的不满与反对,利用编委的特权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连续3期发表长达9万多字的长篇大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刊发一篇论文,字数不应超过1万4千字。我自已投稿的经验证明了这点。有一次,高远东通知我把稿件删掉一半,另一次,刘惠英告诉我:《丛刊》有规定,每位作者一年只能发一篇论文,字数不能超过1万4千字,因此要我把稿件删减到1万4千字以下。尽管我很少在《丛刊》发表论文,仍然撤回了这两篇稿件。实际上,在我博士毕业不久,刘纳老师就曾经在《丛刊》破例刊发过一篇3万字的稿件。老一辈的老师可以为素昧平生的学生破例,但决不会因为自已坏了规矩。今天,解志熙这种人则认为,规矩是为别人设的,自已掌握着权力,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五)2016年9月研究生新生见面会上,一名研究生表示不愿意跟分配给自已的导师。解志熙对那个学生说:张莉是旷老师的学生,她说是我的学生就也可以是我的学生。你骑在我这个师弟的头上拉屎拉尿也就罢了,别人带的研究生成了你解志熙的研究生,其他的老师还怎么带研究生?
在张莉答辩的时候,他居心叵测,将答辩变成权力运作,将张莉通过答辩变成一己私恩,自居为学生的恩人。他恬不知耻地鼓励和推广张莉的做法,将逼良为娼的行为当做权力的荣耀,欺世盗名,利令智昏,洋洋得意,不知羞耻。你让一个女学生被迫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违背自已的良心,出卖自已的人格,你一定享受到了一种强奸的快感。俗话说:“树若无皮颠倒死,人不要脸最无敌。”今天在各种圈子里要混得开,首先得像你解志熙一样先把自已的良心给狗吃了。难道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温儒敏由北大出版社总编辑而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教育研究所所长,由北大教授而山大教授,由出版人而山大文科一级教授而中小学教育专家,赢家通吃,吃遍了所有的领域。
解志熙连一个小小的学科带头人也要厚着脸皮一把夺过来。他把自已当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皇上,把专业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成了自已的后宫,把其他所有的编委和编辑都当成了太监。钱理群老师说现在北大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老师把板子打向学生没有任何道理。今天学生必须羞辱自已的老师才有活路,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温儒敏根本容不下有独立人格的学生,丁帆将学生驯养成倚附权势、恃强凌弱的狗腿,解志熙有着奇怪的“学术趣味”,喜欢将别人的学生搞成自已的学生,只要有权力,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们都是现代文学加官晋爵、不可一世的成功人士。我看不出温儒敏、解志熙这样的利己主义精致在哪里。他们是不要脸的利己主义。他们做事既没有规矩,也没有边界。他们自居为成功人士,精通成功学,不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在解志熙的心目中,钱钟书是块伟大的遮羞布,无论什么都能遮住。然而,你们可以利己,但请不要害人,这是做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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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27 23:33:24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学术界被丁帆和解志熙这样的恶棍和流氓把持,到处都是黑白颠倒,仗势欺人。今天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正直清白、老实善良为耻,以谄上欺下、投机钻营、贪婪无耻、横行霸道为荣。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是不要脸的人捞得越多,捞得越多的人越觉得自已理应去践踏别人。他们以能够践踏他人为荣,践踏别人可以显示自已的特殊地位和无上权力。今天就像叶芝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高尚的人失去了信念,而卑鄙的人狂热满心间。”

恶棍和流氓有两副面孔,面对权势,奴性谄媚,面对无权无势者,威风霸道。今天流氓恶棍骑在人头上,正直善良的人被踩在泥里。当我不堪重负与折磨要离婚的时候,王中忱、解志熙们来整我,我的妻子被单位下岗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主持正义?当丁帆滥用公共权力对我进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时候,怎么不见了他们正义的踪影?
八、人文学术的冬天
清华一位博士后和我说起北大中文系一位老师年过半百,孤身一人,胃出血住院,自已叫救护车去医院,还要打电话向母亲撒谎去了外地出差。这位同学不知道中文系的沦落。恢复高考之初,最优秀的文科学生报考的是中文系,据说北大中文系臧棣他们这一届招收的70名本科生中有29名状元。也就是说,除了台湾省,当时中国其他29个省市所有的文科状元都进了北大中文系。然而,当他们毕业的时候,开始遭到社会的白眼。随着金钱社会的到来,除了钱,其他东西一文不值。
我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其实比谁都更有充分的预见与准备。1989年到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当老师们还像惊弓之鸟一样的时候,我就向同学描述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的变化:知识分子会怎样变得一钱不值,会变得怎样堕落和无耻。很快,我的预感变成了赤裸的现实。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博士同学至今还记得我当年的一句话:“北大也扒开南墙,朝街上露出了讨好的小屁股。”在这个时代选择人文学科而不打算出卖自已的良心,必须忍受匮乏、丧失、贫贱、蔑视,因此我从来没有奢望过什么爱情、幸福、情义,但今天对许多人一开始就利用和作践我的善良感到无比厌恶。
钱理群老师知道,1989年,是到北大读研究生,还是去卖苹果,我犹豫不决。就像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留学的时候所思虑的,我告诫自已不要自侪于高等流氓:“穷则独善其身之义,东圣西圣,其理均同。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又谓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
九、愿天堂没有压迫
不少报考我研究生的同学知道,我从来不敢将自已与学者这两个字联系起来。博士毕业以后,我在北京市文联这个非学术单位工作,从没有想过要调动工作,更没有想过要到清华工作。对于我来说,学术研究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我的导师严家炎老师几乎每出版一本书都送给我,我自已的书从来不敢送给严老师和其他老师,甚至不敢送给自已的学生。
我希望过最简单的日子,几乎不与人往来,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即使自已的导师连节日也不敢打一个电话。当年清华中文系跑博士点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武汉,我不愿意去。他们说,武汉大学是你的母校,只要你陪着,什么话都不用说。
我知道,无论在哪个时代,有正义感、羞耻心的人都活得不容易。上个世纪40年代,闻一多拍案而起,面对特务的手枪;朱自清宁愿饿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1927年,王国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不再辱。”王国维与陈垣被西方汉学家视为中国的两位世界级学者。鲁迅在《而已集》里说,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复旦大学郜元宝在《小批判集》里说“像火腿一样老实的旷新年君”。无论是有学问,还是无学问,无论在任何地方,也无论在任何时代,老实善良的人寸步难行。然而,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穷凶极恶,没有为善良留下一丝空隙。陶崇园自杀以后,他的姐姐祈祷:愿天堂没有压迫。
伍尔芙有一本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一间自已的房子》。我五十多岁了,到北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当牛做马,连一间自已的房子也没有——没有一个地方哪怕片刻可以躲避压迫、欺凌与污辱。1999年,我路遇一位离了婚的偶像级朋友,她赚了可以买几套房子的钱,我劝她赶快买房子。她说想要一个孩子。我说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她说:我和谁去要孩子?她肯定没有听进去我要她买房子的话,但是,她的话却给了我致命的影响。1999年我一到清华就到华清嘉园去看房子,当时华清嘉园的房子才6000一平米,可是只剩下16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我付不起首付。只要我不是在清华工作,不受到王八蛋的破坏折腾,我的身体就不会垮下来,早就买下了房子。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蛮横霸道?为什么对生命不能有一点敬畏?为什么不能对人有最起码的尊重?为什么要将人逼得没有活路?谢冕老师年轻的时候连自已孩子上几年级了都不知道,现在八十多岁了,陈素琰老师连眼睛都看不见了,他们却记罣和关心我。我五十多岁了还让老师们担心,这多么可耻。这既是我无能,更是王中忱、解志熙们的功劳。
在我博士刚毕业的时候,我还能够借给朋友一万多块钱——我从高远东那里借了钱帮助别人。可是,我到清华工作以后我的妹妹向我借五千块钱也被我的妻子拒绝。我妹妹接到电话二话没说就离开湖南到北京来帮我带孩子,当时她家里正在建房子急需钱用。我从农村考上大学以后,对父母弟妹不能有丝毫帮助。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几乎从北大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有过一张属于我的书桌。而王中忱、解志熙这些王八蛋还要欺压到家里来。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知识界像今天这样暗无天日。有的人被任意蹂躏,有的人能够将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知识界的流氓像今天这样无耻与猖狂。今天所加于我的污辱,终有一天会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耻辱。
说到底,这些都是为我儿子而写。他跟我一样老实善良,因此我的同学都替他担心。我要告诉他生活的真相,以免重蹈我的覆辙。回顾我的人生,真正致命的弱点是善良,但善良决不致于这样的结局。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连一个对他们完全无害的人也不放过。逼得我根本没有活路的是他们过分的邪恶,我怎么躲都躲不掉。今天做一个善良的人,就等于该死。我要我的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没有害怕过任何东西,从来没有向任何邪恶的力量低过头,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从来没有吝惜过力气,仅仅因为老实善良,就没有了活路。我要给人纯粹的善,他们给了我彻底的恶。
我这一辈子可以用闻一多在《红烛》中引述过的曾国藩的一句话来概括:“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太卑鄙,太不要脸,欺人太甚。我不能像他们那样猪狗一般争食。让我用闻一多《死水》中的诗句来结束吧:“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旷新年 2018年6月25日
原标题:清华大学中文系请转呈人文学院、邱校长a
转自:圆明园南公众号
作者: 旷新年,湖南湘乡人,1963年1月出生,1984年武汉大学,文学学士;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教授敢于揭露时弊,对于当今学术界内部的一些黑暗直言不讳,是一位正直的公众知识分子兼思想家。他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沉默的声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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